为了一句承诺
他义无反顾选择用最特别的方式证明自己的爱情
从北京出发
穿越13个国家
历时3个半月
美籍华人谷岳和纪录片导演刘畅一路搭陌生人的车到达柏林
“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做
一辈子也不会去做了”
2009年6月8日，两个肤色黝黑的中国男人叉腰站在北京后海边上。
他们频频向路过的车辆招手。和其他旅客不同，他们大拇指朝上，这一手势表示要搭顺风车。
一个多小时里，停下来的都是出租车或黑车，还没听完两人的搭车宣言，司机就会露出“你神经病吧”的表情，迅速轰油门而去。
他们的目的地为德国柏林。即使通过地图计算，两者的直线距离也有7755公里。
最疯狂的穿越
2008年年底，伊卡打算回到德国柏林。在北京教德语的工作薪水微薄，她想回家乡试试。
她最舍不得的是男友谷岳。两年半前，两人在谷岳的家乡北京，看伊卡的家乡德国举办的世界杯，然后他们恋爱了。
职业旅行家谷岳不喜欢“职业”这个词，觉得它把“边玩边整钱”这档事儿搞得太严肃了，但很难有更确切的词来形容他的生活。
6年前，在新西兰罗托鲁瓦市，谷岳第一次站在路边伸出大拇指。“这是乞求陌生人帮助的动作，显得低声下气。”几秒钟后，羞涩的谷岳缩回了大拇指。他做了 个纸牌子，一次次尝试，又一次次放弃。终于，一位40多岁的女士停下了车。被陌生人信任的感觉，让谷岳觉得世界很美好。
24岁时，谷岳在GE工作两年后，终于厌倦了那些数据、报表、风险评估。“生活舒服却空虚。我想看这个世界，体验活着的感觉。”于是他辞职，卖掉家当，环球旅行，用两年零一周的时间走过18个国家，回到北京。
之后，谷岳有一半以上的日子在路上度过，存款从没超过5万元。有时候他和同样喜欢旅行的伊卡一起去，有时候自己去。
随身带的DV会记录下谷岳的旅行，他把片子送去电视台播放，贴补旅费。如果伊卡没有同行，谷岳的观众们就会经常看到，这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儿嘴里不离“我女朋友……”，在见到别的情侣秀甜蜜时他甚至会高呼：“好想在我女朋友身边啊！”惹得一票粉丝很是嫉妒：
“他女朋友太白了！和谷岳那么性感的皮肤根本不搭调。”
2008年圣诞节前，伊卡踏上了回家的飞机。谷岳说：“我会去看你。”
他真的要去。
如果坐飞机，最多17个小时，但谷岳决定搭顺风车，这需要穿越13个国家，行进1.6万多公里。需要多少个小时？天知道。
即使已当了6年旅行家，谷岳也没试过这么疯狂的事情。在新西兰，他曾经搭车50多次，但那是有搭车传统的地方。这次的穿越，有一半以上地区的人几乎不知道顺风车为何物。谷岳找到了朋友刘畅，希望同行。两人一拍即合。
纪录片导演刘畅长发、小胡子，即使微笑起来都显得严肃，和阳光亲和型的谷岳大有不同。相同之处是，两人都是凯鲁亚克《在路上》的信徒。
曾被《逍遥骑士》《摩托日记》打动的刘畅想拍一部公路电影，卡在了漫长的剧本写作上。这次，他想在搭顺风车的路上找到故事。
心里没谱的两人试着背上大包，站在十三陵路边竖起大拇指。山路上还真有人停车，问去哪儿。这给他们增添了不少信心。
筹备正式开始。首先要解决钱的问题。折腾小半年后，谷岳和刘畅拉到了一家户外品牌赞助的衣服装备——朋友友情赞助型。《旅游卫视》允诺播出这趟旅行的纪录片，这又解决了一部分旅费。
最难的是签证。没有什么秘诀或内幕，只是去大使馆“一个一个问”。他们经常早起跑去大使馆排队，平均每个大使馆跑了六七趟。 谷岳给每个签证官看他们的行程表、他和伊卡的合影，说自己拍的旅游纪录片会在电视台播出，会对你的国家有好的影响。他知道办每个签证的难易程度，先办下 简单的，再拿去给难办的国家看：“你前面后面的国家都给签了，你也给签了吧。”如果还不行，就专门去找各国使馆的文化参赞谈。刘畅为此连赞谷岳：“这家伙 简直可以专职给自助背包游客搞签证。”
两个多月后，谷岳的美国护照需办的3个签证都拿到了，而刘畅的中国护照需办的9个签证还差一个阿塞拜疆，为此，他们不得不中途坐了唯一一次飞机，飞过里海。
就这样，2009年6月8日，他们上路了。
半个卫生间和一次疯狂旅行
离开城市是最难的一段旅程。
“谁感兴趣可以试试，从后海搭车到杜家坎，难度系数估计和到柏林差不多。”刘畅说。他总结出经验：城市中心很难搭上车，机会都在城市外围的公路上。
在杜家坎的境遇比在后海还凄凉。4个多小时的大雨，浇透了他们的头发和衣服。举手、写牌子全试了，没有一辆车停。偶尔有长途大巴热情停下，“开门出来个人，喊着上车吧，便宜，恨不得下来抢包。”两人赶紧说我们是搭顺风车的，强调意味着免费的“顺风”两个字。
“搭车？不可能。”
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出面：“你们要不回去，要不换个地方。”
天快黑了，他们只能向有车的朋友求援。两人被载向20多公里外的京石高速窦店服务区。搭车起点再次更改。
这真是一个糟糕的开始。
幸好，按照但丁的定义，由坏到好即为喜剧。
到了窦店服务区，谷岳和刘畅试着说服吃饭、加油的人搭上他们，遭遇了30多次的拒绝和推脱。一位去石家庄的年轻单身男士终于让他们上车。两人抖抖湿漉漉的冲锋衣，钻进这趟旅行的第一辆顺风车。 这也是刘畅出生35年来搭的第一辆顺风车。他举着DV激动地向司机大声说“谢谢”，甩着湿漉漉的头发，左摇右晃地拍已经漆黑的窗外，红色的电子告示牌一 块块划过。他的包里塞着本书——《在路上》，这本书已经陪了他10年，4次阅读他都没有翻到最后一章，他打算把最后一章留给这次旅行。
刘畅从来没有试过朝九晚五的生活，甚至从没有参加过招聘面试。从北京电影学院平面摄影专业毕业后，他进了电视台，但还是觉得拘束，干脆当了自由职业者。
他给电影《无极》拍纪录片，给电影《世界》拍宣传片。到雅鲁藏布大峡谷、长江源等险峻的地方给Discovery拍探索纪录片。后者被他称为“饭票”， 找上门就不能推辞。所以，自由职业者刘畅后来走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一点也不自由，他必须听从“饭票”的召唤，飞回国内拍了一星期哈巴雪山，再飞到罗马尼亚 去追谷岳，来回机票自己掏钱。
受到谷岳的邀请后，刘畅算了笔账；假设这次旅途的花费是6万元，在北京只能买到半个卫生间。在半个卫生间和一次疯狂旅行之间，刘畅迅速选择了后者。他说：“有些事情现在不做，一辈子也不会去做了。10年后估计我还能买卫生间，但10年后估计我会走不动的。”
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
进入俄语区，两人的语言不灵了。细心的谷岳在北京就托朋友备好了俄语卡片，上面写着4句话：我们俩要从中国搭车一路到德国；如果方便的话您能带我们一路吗；不好意思，我们可能没有钱给你，但是有香烟和微笑；非常感谢。
其实在这里很好拦车，因为缺少长途交通工具，当地人出远门常靠搭车，不过都是付费的。
谷岳微笑着露出闪亮的白牙，举起小卡片。看到第三句话，司机总是沉下脸就走。偶尔也有人挥挥手：“上来吧。”
两人很快摸清了旅行学外语的窍门。先学1到10的数字，“便宜”和“贵”，方便跟人砍价。学会之前可以拿手机按数字。“最有用的是‘这儿’和‘那儿’。 小学英语课教this和that，还觉得这有什么用呀！现在知道了。”刘畅在空中画了个地图，“问路时指着地图，我们要从‘这儿’去‘那儿’，能不能搭我 们一段，特好使。”
谷岳还用各种法宝拉拢当地居民，这次是一台巴掌大的蓝牙打印机。给牧民拍下照片，现场打印出来。本来客气微笑着的牧民接过照片，端详自己的全家福，仰头大笑，眼角的褶子里都是开心。“其他村的听说了，立刻骑马赶过来照相。”100张相纸很快用光了。
另一种招人喜欢的方式是做饭。包里揣着酱油、胡椒、大料、干辣椒，两人在各地的青年旅馆展示糟糕的厨艺。“一出国门就算高手了，每次都引人围观。”在罗马尼亚的孤儿院里，两人发现了一口中国炒锅，于是大展身手，土豆丝切成了土豆条，可乐鸡翅成了鸡腿，
甚至炒到一半没原料了现从地里薅。这是他们第一次给10多个人做饭，所有的饭菜被全部吃光。
唯一的一次冒险是在格鲁吉亚，他们不小心搭上了醉鬼的车。车主在曲折的山路上把时速开到100多公里，好几次差一点就撞上对面的车。闭眼准备接受撞车的两人每次睁开眼，就看到自己从一个惊险跌入另一个惊险。听到两人嚷嚷停下，车主更加来劲，越开越疯狂。
终于停车时，两人赶快把东西扔出车外逃出来。
快到土耳其时，新疆发生“七五”事件，家人和大使馆都发短信建议他们绕开。但签证日期逼近，两人只好硬着头皮面对可能的敌意。然而刚入境他们就遇上行程中第二热情的车主，年轻的大学副校长不仅请他们去家里吃饭，第二天还专门请假带两人看古迹。
第一热情的车主也在土耳其，晚上10点多把两人送到并不顺路的地方，半夜带着他们参观城市，还主动帮忙联系住处——一个四星级宾馆，房价100多美元。 “我们要疯了，打算哄走他，再找便宜的地方住。这位富二代却说：‘你们坐了我的车，就是我的客人。酒店钱我已经付了。’”
谷岳的日记里写道：“这就是为什么我热爱旅行——生活总是充满了不可预知的事情，让我感受到我活着。”
他们在里海边遇到一个豪饮的独臂俄罗斯水手，听他怀念曾经辉煌的俄罗斯，与他对饮又辣又涩的伏特加。
这算是刘畅为他的公路电影找到的故事之一。
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穆伊纳克渔港，刘畅找到了最打动他的故事：把一个有毛主席浮雕的金色打火机送给老水手德鲁克时，他竟用标准的汉语念出“毛泽东”3个字。几十艘废船搁浅在曾经的咸海、现在的沙漠里，铁皮斑驳，龙骨嶙峋，像一个渔船的墓场。而德鲁克，就是这里的守墓人。
在穆伊纳克干涸的咸海边，谷岳拿出手机播放歌曲《思念是一种病》。
“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。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，发现已经失去，最重要的东西，恍然大悟早已远去。
”
完全听不懂中文的守墓人德鲁克，拿起手机竟然若有所思。
那个在他看来无可匹敌的结尾
2009年9月17日，在德国和捷克交界处，谷岳和刘畅准备搭最后一辆车直达柏林。正支着三脚架、准备拍纪念照时，一辆车已经停下。谷岳和刘畅竟然生出些不舍。
到柏林后，两人搭城铁奔往伊卡家。谷岳酝酿出一句肉麻的话：“这3个月我每天都朝着太阳落山的方向走，因为太阳落山的方向就
是柏林，伊卡在等待着我。”
走在窄窄的街道中央，谷岳听到伊卡在喊他的名字。转头看，黑衣黑帽的女孩扶着自行车，站在他身后。他顾不得放下80斤的背包，她顾不得放下自行车，两人 在街道中央拥吻。5分钟前，谷岳叮嘱刘畅，见了伊卡不要拿摄像机拍，伊卡性格内向。实际情况是，“我随便拍，两人根本不理我”。
两星期后，谷 岳挽着伊卡回到北京，兜里只剩下3000块人民币。落脚后的头一件事是催促杂志编辑们快发稿费，房租该交了。伊卡仍回学校教德语。两人租了房子，一起过日 子。如果谷岳是乘飞机，而不是穿山越岭去柏林，伊卡会不会跟他一起回来？谷岳字正腔圆地回答“不会”，却忍不住笑。
谷岳说他和伊卡还不想定居，喜欢有时住在北京，有时住在德国。
这趟旅游刘畅花了5万多元，谷岳花了3万多元，除去纪录片播出后每人将得的1万多元，其余都是自费。“我们是三无人员：无房、无车、无固定工作。”
墙上贴着的大纸片上写着：“生命是一场传奇的旅程。”旁边的一排小纸条上写着：“长期目标的准确和稳定，并不意味着就解决了你在曲折道路上的前进问题。”
更醒目的地方，贴着《搭车去柏林》的碧蓝海报。最小的两行字最能打动人：“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件事，全世界都会帮助你。”
在那次旅行中某辆颠簸的卡车驾驶室里，刘畅读完了《在路上》的最后一页，此刻，“车窗外是何时何地的风景都不再重要”。
那个在他看来无可匹敌的结尾写道：“然而完全没有人知道，自己除了可悲的趋向衰老外，还将有何遭遇。” （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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