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才子与张国荣林青霞共舞的日子

夏天
2021-04-01
香港才子1989:与张国

那段曾经的香江传奇,已渐渐随风,融入茫茫岁月中。

位于柴湾的明报工业大楼的一间办公室中,仍然挂着查良镛的一幅字,字体干净利落,标记着他和他们的一生:

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。人我心,得失心,毁誉心,宠辱心,皆似过眼云烟,轻轻放下可也。

香港才子1989:与张国

金庸、倪匡、黄霑、蔡澜,并称“香港四大才子”,这个名号是何年何月由何人唤起,已无从考据。今时今日的人们一次次地重提,大多是因为故人难再回。

四个人,一个人就是一个时代,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,当他们去的去、老的老,那个时代也随之落幕,但世人依然没能做好准备,接受这个只能缅怀的当下。

金庸走的时候,多方媒体要蔡澜说几句,他一一回绝了,只给无法前来的老友,作家亦舒去了一封书信。

据信中所记,2018年11月6日,金庸的头七在跑马地的东莲觉苑举行。仪式由法师主持念经,来人各分派一本经书,经书很厚,从头念到尾要几个小时。

南国的秋风不算萧瑟,但蔡澜只觉衣衫单薄,已有几分寒意,不得不中途退场。

六日后是追悼会,他特意添衣,还是冷,但仍在灵堂坐了许久。

彼时,他77岁,《倚天屠龙记》里写“人生百年,七十者稀,急急流年,滔滔逝水”,他望着来来往往俯身拜礼的人,相熟的大多已白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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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澜(左)与金庸

拄仗者也曾摩拳擦掌、也曾意气风发,奈何岁月步步紧逼,好不威风,“香港四大才子”成了世人温故的符号,而那半个世纪的灿烂,也终是化作回忆。

倪匡说:“人生有回忆不是坏事,怕只怕梦醒时无头可回、无岸可望。”

“尘事如潮人如水,只叹江湖几人回。”流年似水,江湖早已不再,只能长歌当哭,为那个业已消失的时代送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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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被冠以“香港”之名,但“四大才子”没有一个是在香港出生的。

蔡澜说,他与黄霑讲广东话,与金庸、倪匡二位讲国语。查倪二人则互相叽里咕噜讲上海话(这里指江浙地区的方言)。

1948年,查良镛24岁,还不是“金庸”,自上海登上南下的飞机,才想起身上并无一分港币。邻座恰是《国民日报》社长潘公弼,递来10元港币雪中送炭。

落地租车,他不会广东话,操着浓重的浙江海宁口音告诉司机“去餐馆”,下车后发现司机误把他送去了“差馆”(警署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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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金庸

查良镛此行也未想久留。他是顶替新婚的同事,前来紧急支援刚刚复刊的香港《大公报》,说好为期半年,未成想,后来乡音未改鬓毛衰,白手少年立业香江。

查良镛到港后的第二年,8岁的广州人黄霑,也跟随父母踏上了这片遍地希望的土地,落户九龙深水埗。

深水埗是一代宗师叶问发迹的地方,可以谓之卧虎藏龙,也可说是鱼龙混杂,那里的孩子,都是吃着对方的拳头、听着大人们“出神入化”的粗口长大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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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黄霑

有一回,表弟向其哭诉被一个名为“李振藩”的同学欺负,黄霑拍案而起,撂下战书:周日晚,巴富街沙桥见,要求与对方决一死战。

“决斗”仅仅维持了10分钟,李振藩的拳脚虽尚且粗糙,但对付弱不禁风的黄霑绰绰有余。

这一战过后,李振藩颇为欣赏黄霑的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”,主动握手言和,两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。

很多年后,“李振藩”改名“李小龙”,而“与李小龙街斗”则成了黄霑引以为傲的“少年威风史”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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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小龙(中)与黄霑(右一)

像这样的打斗,在当年的香港街头并不少见。那个年代,被港人戏称为“英雄年代”,彼时廉政公署尚未成立,社会治安欠佳,乱世之中,尚武精神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。

半个多世纪以前,那里武馆林立,老老少少习武者众多,武侠小说也备受推崇。

1955年,作家梁羽生在结束了《草莽龙蛇传》的连载后,倍感疲乏,提出休整。报纸总编为了填补版面的空缺,不得不向报社内的另一个“笔杆子”查良镛约稿。

几乎是赶鸭子上架,为了催稿,总编特意派一名编辑坐在查良镛家等,说“九点钟前无论如何要一千字稿子”,不然明天报纸出来,版面“将有一大块空白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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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庸(右)与梁羽生对弈

在编辑的灼灼目光下,查良镛仓促之间构思了小说的主角,男主角是一个有着神秘身世的儒雅书生,女主角是一对回疆姐妹。落款署名时想不出好的笔名,就把镛字拆开,成了“金庸”。

而那本小说的名字,叫做《书剑恩仇录》。

小说第二天便被刊登在《大公报》的子报《新晚报》上,随后报纸销路倍增,一时洛阳纸贵,金庸也一夜成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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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5年2月8日《新晚报》上连载的《书剑恩仇录》第一回

武侠新风一路刮到了海外,国外诸多中文报纸争相转载。在信息传输不算发达的年代,许多国外记者每日搭飞机往返香港,将最新刊登的连载篇章带回,连夜印刷派送。

在新加坡,有个书香门户,家主是“下南洋”的华人,保留着订中文报纸的习惯,家里的一双儿女都是是金庸的忠实粉丝。每次报纸刚刚送到家里,两人便将连载版面一撕两半,姐姐一半,弟弟一半,如饥似渴地拜读。

那户人姓蔡,家主蔡文玄是邵氏兄弟新加坡公司的第一位职员,一家人就住在戏院楼上。小儿子蔡澜幼时玩闹,在楼上一探出头就能看到电影银幕,从有记忆开始,就一直看电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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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年蔡澜(左)

家学渊源,1955年,新加坡中文报纸的小说版面上是金庸的《书剑恩仇录》,往下翻几张,电影版面就有蔡澜写的影评。

那一年,蔡澜只有14岁。

两年后,年仅16岁的蔡澜北上日本,担任邵氏公司的驻日代表,而靠吃老鼠肉果腹的倪聪,也终于结束长达8个月的颠簸,踏上了香港的土地。

8个月前的冬夜里,内蒙古大兴安岭正经历着一场大风雪,运煤车无法抵达,在零下40度的日子里,到此垦荒的上海人倪聪带头拆掉一座小木桥生火取暖,侥幸活命,但也因此被指控、批斗。

为了逃脱惩罚,他在寒夜里扒上了一列不知去往何方的火车。火车一路开到大连,他又靠扒货轮辗转回到上海老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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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时的倪匡(倪聪)与弟弟、妹妹倪亦舒

但天下之大容不下一个“逃兵”,他被迫继续逃亡。

1957年7月中旬的一个凌晨,一艘运菜的小船停靠在香港的一处码头。甲板上面放着菜篓子,下面逼仄的空间里挤着十几个偷渡客,其中就有狼狈不堪的倪聪。

很多年后,以笔名倪匡被人熟知的倪聪,早已忘记那个22岁的自己是怎样上岸,只是记得那天的香港下了一场大雨,那雨,下得惊天动地。

风雨之中,四个异乡人被香港影响着,并在不远的将来,影响香港的风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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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港后,倪聪没有学历,又不通粤语、英文,只能到荃湾工地做苦工。

现如今,一提到香港荃湾,大多数人会想到梦幻的迪士尼乐园,但在六十多年前,那里还是一片荒地,藉藉无名的年轻人们聚集在那里打地基、起高楼。

钻地机重达上百斤,倪聪必须双手并用才能扶住,颤颤巍巍地钻出一个新世界。

做工间隙,他看到工友在讨论《真报》上的时评。那篇时评连载了3天,倪聪通读之后,只觉“狗屁不通”,于是执笔为文,一个下午洋洋洒洒写下一篇与之观点相悖的万字长稿,寄给报社。

想不到,过了几天,报纸全文刊出,并标明是读者来稿,与该报作者意见相违云云。而那位作者也亲自约倪聪见面,当面奉上90元稿酬。

当时,他在工地的日薪只有2.9元,拿到这笔“巨款”笑得合不拢嘴:

“怎么会想得到,写文章居然有钱收。”

如此,倪聪成为《真报》的正式编辑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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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50年代末,在《真报》编辑部工作的倪匡

彼时的《真报》编辑部在香港荷李活道30号2楼的一个房间,十分简陋,人丁单薄,编辑们什么都要干,倪聪便变换笔名,用“衣其”写政论,用“沙翁”写杂文,用“九缸居士”写养鱼的文章……至于“倪匡”,只是他众多笔名之一,“匡”字是从《辞海》里信手捏来的。

一年多后,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倪匡,与相识仅仅4个月的女孩李果珍结婚。

两人登记那天是1959年5月20日,办完手续,他和妻子见门口有一报摊,报摊上有新报纸出版就买了一份。

那一天,正是《明报》的创刊日,创刊人,是时年35岁的查良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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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9年5月20日出版的《明报》创刊号

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,金庸的主要身份是报人,其次才是武侠小说家。

金庸办《明报》有两大方针为历代报人所知,其中第一则即为“有容乃大”:

在香港知识分子心中有一个共识,《明报》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坐标,靠的就是独立社评,对任何一种意见都不歧视。

金庸说:“在别的方面我们也不见得就比其他报章好,不过,有一点我们却是做到了,那就是真正独立的。”

因为刚正不阿的言论,他的生命曾几次受到威胁。

有人把炸弹送到《明报》报社,秘书看到之后报了警,警察赶来处理,炸弹被放在马路上引爆了。政府部门派警察24小时贴身保护他,还准备了十个假车牌,每天换来换去,以防被人跟踪。

这样的日子,金庸过了30多年,谈及因何支撑,他笑说:“我不想被我小说中的英雄们取笑啊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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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时的金庸

办报的第二则方针,是“无欲则刚”。

为了保持中立,《明报》曾一度谢绝外界资金,除销售报纸所得,“决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影响”。

然而,理想主义在任何时代都充满坎坷。

《明报》初创之时,每日销量不足一万份,入不敷出。借助武侠小说连载吸引读者,曲线救国,成为金庸屡试不爽,也无可奈何的办法。

凭借一部《神雕侠侣》,《明报》很快便创造了日入万元的成绩,但随着销路拓展,仅凭金庸一人之力难以维系,刚刚崭露头角的倪匡,杀进了他的视线。

1960年,倪匡25岁,他所供职的《真报》上正在连载台湾名家司马翎的武侠小说。司马翎拖稿失联,倪匡请缨代写,连载两周,竟无人发现,读者反而好评如潮。

司马翎得知后,原本大发脾气“谁敢续我的小说?”但看完续写后又对倪匡说:“续得很不错。”

倪匡笑答:“岂止很不错,简直是写得比你好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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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时的倪匡

“金庸差不多就是在那一年的年底找到我。”

为了节省成本,金庸给出的稿费比其他报社要低一些,但过惯了苦日子的倪匡却很知足,每月底拿着一张五百块的钞票,总是可以笑上半晌。

《明报》后来也成为了卫斯理系列的“诞生地”。

卫斯理系列一写就是41年,虽然倪匡本人从未声称其为科幻小说,但世人皆当他是华语科幻鼻祖,金庸评价他:

“无穷的宇宙,无尽的时空,无限的可能,与无常的人生之间的永恒矛盾,从这颗脑袋中编织出来。”

导演张彻与倪匡绵亘20多年的合作同样起源于他的满腹鬼才,两人之间是惺惺相惜,也是不打不相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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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演张彻(右)

张彻早年在台湾拍过一部电影,《阿里山风云》,那句“阿里山的姑娘美如画呀……”就是源自于此。

赴港后,张彻以笔名何观写影评,经常跟一个叫“岳川”的影评人打笔仗。岳川每次都把何观骂得狗血淋头。

岳川,就是倪匡写影评的笔名。

张彻与倪匡年纪相仿,又同是上海人,报纸上的笔战打得多了,反倒乐意找一家杭帮菜馆,讲一讲吴侬软语。

1965年,邵氏公司老板邵逸夫对泛滥老套的武打片厌烦,决心要拍摄新类型的武侠片,便找到了张彻。

张彻的第一部武侠片是《边城三侠》,上映后没有激起太多波澜,他便想到了倪匡。倪匡闻之道:“你们邵氏那么多人才,轮得到我来?再说我只会写小说,不会写剧本。”

张彻放下面子,苦苦相求:“你就照着小说写,写好了我再给你改。”

1967年夏天,《卫斯理》的连载中断了2个月,2个月后,倪匡把剧本交给张彻,借了《神雕侠侣》中杨过断臂的梗,定名《独臂刀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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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时,香港没有彩色冲印,电影拍完后都要送到日本东洋视像所。

因为留日经历和日语通达,素材寄出之前,都要由蔡澜经手检查,他因此观看了所有邵氏出品的电影。

看到《独臂刀》时,蔡澜耳目一新。筹备电影之前,张彻就曾与蔡澜大谈自己的抱负,而这部《独臂刀》则完整地再现了他的雄心壮志。

不同于彼时舞台剧形式的武打片,《独臂刀》是鲜活的,一刀斩下去就有血,有骨头撕裂的声音。于是乎,蔡澜对倪匡其人,产生了无限好奇。

60年代,邵氏影业旗下有一当红小生,名为岳华,岳华的女友便是后来写出《我的前半生》、《喜宝》等著作的女作家,亦舒。

亦舒17岁便成为《明报》的娱乐新闻记者,也因此时常出入邵氏公司,与蔡澜相交甚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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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排左起:亦舒、蔡浩泉(亦舒的第一任丈夫)、蔡澜

亦舒姓倪,其兄便是倪匡。在亦舒的引荐下,蔡澜与倪匡开启了一段绵延至今的友谊。

初见时,蔡澜对倪匡的第一印象是——“他真的是外星人”。

然而,被称为“外星人”的倪匡在见证过、经历过后来的人间事后写下了这样的字句:

“宇宙间,奇妙的事虽然多到不可胜算,但是决不会比命运更奇妙。”

70年代,邵氏公司调转船头,邵逸夫开始有意识缩减电影投入,转而朝向电视剧产业。这与公司首席执行官邹文怀一直以来对电影的追求,背道而驰。

邹文怀在邵氏初创时便加入,是邵氏的肱股之臣。但是,13年的兢兢业业没有换来应得的回报,邵逸夫的爱人方逸华不断干涉侵占邹文怀的工作。

导演张彻曾在回忆录中评价邵逸夫的用人之道:“头等人才,三等职务,特等权力。”

1970年,郁郁不得志的邹文怀愤然出走,成立嘉禾公司,自立门户。

公司成立后,邹文怀做的第一件事,便是开创性地引入“卫星公司”制度,为明星建立个人工作室。而嘉禾旗下的第一个工作室的主人,正是刚刚从美国归来的巨星——李小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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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小龙与邹文怀

彼时,为了打响李小龙回国后的第一炮,邹文怀四处周旋,请来了大导演罗维,至于编剧则选择了倪匡。

1971年,由罗维导演、倪匡编剧、李小龙主演的电影《唐山大兄》上映,创下香港开埠以来电影最高票房纪录。

天下武功唯快不破,第二年,倪匡在报纸上翻到霍元甲有个大弟子,便又为李小龙量身定制了《精武门》。

电影上映时,李小龙拉着倪匡去戏楼观看,李小龙紧张得手心出汗,倪匡却颇为淡定。

《精武门》引起了巨大轰动,大街小巷的男孩儿们在玩耍时,纷纷模仿着李小龙独特的叫声。

甚至,还有学者开始专研《精武门》主角陈真的生平。倪匡哈哈大笑,说道,陈真的故事只是他编的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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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一年,影迷们欣喜若狂,书迷们却是呼天抢地。

1972年9月23日,《明报》刊载了小说《鹿鼎记》的最终章,一同告知读者的还有另一则消息:

金庸宣布,就此封笔。

那一年,辽东鹿鼎山的竹林里,建宁公主拎起了韦小宝的耳朵,随着山中别院里传来六位夫人的笑声,《明报》完全摆脱了财政束缚,武侠小说家金庸也就完成了使命。

放开手脚的报人查良镛,大刀阔斧地吸纳了各类有识之士,其中就包括林燕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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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燕妮

他对她的评价极高:“她是我见过的女作家中,写散文写得最好的一个。”那句广为流传的“一见杨过误终身”便是出自于林燕妮之手。

在金庸笔下,一见杨过误了终身的,有香消玉殒的公孙绿萼,有终身未嫁的陆无双、程英和郭襄,还有退而求其次的郭芙、耶律燕和完颜萍。

遇到杨过之后,她们的回忆是快乐的,可叹的是,以后的日子又是无比惆怅的。

林燕妮的“杨过”,是黄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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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燕妮与黄霑

1977年,林青霞在香港拍摄《红楼梦》。一次餐叙中,导演李翰祥身边坐着林燕妮,林燕妮的另一边则是黄霑。

席间黄霑常常提“林美人”三个字,林青霞起初以为是自己,后来才知道黄霑口中的“林美人”,永远只会是林燕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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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霑与林青霞

黄霑与林燕妮的相遇,是错误的时间遇上对的人。

1975年,黄霑的原配,女演员华娃已经怀上了第三胎,但黄霑还是选择了要美人,不要家庭,纵使千夫所指,也毅然离婚追爱。正如他在《流光飞舞》中所写的:

跟有情人做快乐事/不管是劫是缘

很多年后,他对蔡澜忏悔,说自己一生最最对不起的人,就是华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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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霑与原配华娃及子女

他们相爱后的第二年,香港多了一家规模很小,但很有名气的广告公司——“黄与林广告公司”,黄是黄霑,林是林燕妮。

两人虽然一度成为香港媒体笔下批判的对象,但事业发展却是如火如荼。

当年,化妆品品牌Revlon进入中国市场,黄霑从李白的《清平调》中“云想衣裳花想容,春风拂槛露华浓”一句取“露华浓”作为其中文名,既有韵律又有美感,至今仍被奉为“信雅达”翻译的典范。

又例如他为人头马设计的广告,“人头马一开,好事自然来”,单刀直入,着眼于奢侈品的社交功能,以最直接的方式勾勒出浮华中觥筹交错的画面。

那些年,黄霑在广告业风生水起,成为首位获得美国广告界最高荣誉“基奥奖”的中国香港人。

林燕妮与黄霑相伴14年,却屡屡拒绝他的求婚,究其原因,是不满黄霑不改风流本色。

1988年,金庸在家中做东,黄霑下跪求婚。纵使金庸亲书赠联“黄鸟栖燕巢与子偕老,林花霑朝雨共君永年”,却也没能让美人走进婚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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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燕妮(左二)、金庸(左三)、黄霑(左四)

1990年,黄霑的广告公司因为债务问题宣告破产,屋漏偏逢连夜雨,林燕妮也选择离他而去。

四面楚歌之际,黄霑甚至一度有了跳楼轻生的念头,彼时陪在他身边的那个人,是徐克。

黄霑一生的金曲巅峰,都是被徐老怪逼的:“我跟徐克合作,从头吵到尾。如果杀人不犯法,施南生早当寡妇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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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南生、徐克与黄霑

徐黄缘起,始于1984年的《上海之夜》,此后多年,黄霑先后为徐克奉上了《上海滩》、《当年情》、《倩女幽魂》等经典之作,但每一次的创作历程都颇为坎坷,每一次都被徐克逼得发疯。

1990年,徐克再次找到黄霑:“我最近在拍《笑傲江湖》,曲子你来写吧。”

黄霑写了1稿,徐克不满意:“再改改。”

写了第2稿,还是“再改改”。

前后写了6稿,都被徐克退回。

不疯魔不成活,黄霑胡乱翻起了古书《乐志》,忽悟“大乐必易”,反弹五音宫商角徵羽,顿觉点起了心里的沧桑,旋律歌词一挥而就,曲谱的空白处洋洋洒洒地写着几个字:

你要便要,不要请另聘高明。

徐克听完,当即拍板定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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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克与黄霑

不久,《笑傲江湖》在台湾热映,一响起《沧海一声笑》,观众们都会不由地跟着唱起来。台湾市场纷纷向黄霑求购版权,黄霑给罗大佑打了一通电话:“不如我们出一版吧?”

早年罗大佑微时,是靠着黄霑的接济发行了第一张唱片,听闻恩公相邀,当即答应。

录制时,黄霑把徐克也拉进了录音棚,三人大醉一场,逸兴遄飞,连嗓音都染了酒气。

录完一遍,徐克说唱错了,要重录,黄霑大手一挥:

“不录了,这版最好!笑傲江湖嘛,就该这个样子!”

徐克便遂了黄霑的心意,将这版夹杂着酒肆之气的《沧海一声笑》保留了下来。

皇图霸业笑谈中,不胜人间一场醉。黄老邪心中的那一份俗、一份野、一份狂、一份真,这世间怕是只有徐老怪最懂。

2001年,60岁的黄霑患肺癌,没有告诉任何人,唯独跟徐克说:“我没有那么长时间了,让你知道,免得你觉得突然。”

后来,徐克说:“我对黄霑的去世还是很平静的。只是,他的歌我都不听了。”

黄霑之所以结缘武侠,有徐克的功劳,也有蔡澜的穿针引线。

70年代末,蔡澜跟随邹文怀出走邵氏后,做到了金牌监制,彼时正在制作金庸的作品《倚天屠龙记》,电影需要配乐,便请黄霑来帮忙,两人因此结识。工作之余,志趣相投,一聊就是一个通宵。

蔡澜的志趣早已不在电影。在那个被商业裹挟的年代,电影盛不下他的思考,他羡慕黄霑,一支笔、一壶酒便可慰平生。

于是乎,他便请倪匡向金庸举荐自己,希望可以在《明报》刊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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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澜

蔡澜寄情写作,并不是一时之言。

在电影界之于倪匡犹如众星拱月的那些年,蔡澜曾经把自己写的剧本交给制片人,对制片人言简意赅地说:“这是倪匡写的。”制片人一看,剧本很好,行文也是倪匡的风格,立刻拍板,买下版权。

过后,倪匡被人问起,一头雾水。这时,蔡澜便会露出标志性的眯眯笑:“我写的。”

相识多年,老友鲜少相求,倪匡自然不吝相助,每次和金庸吃饭,就大谈蔡澜。起初金庸并没在意,后来终于忍不住要来几篇文章翻阅,的确清新。

从此,蔡澜在《明报》副刊开了一个名叫“草草不工”的长期专栏。“草草不工”四个字是他的自谦,形容潦草与马虎。但实际上,蔡澜对于写作锱铢必较。

多年后,蔡澜回忆:“当年,就算是几百字的文章,我都要花上一两个小时斟字酌句。好在那几年,我写的东西还算过得去,没有给金庸先生丢面子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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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庸与蔡澜

在专栏中,蔡澜常常提及的一句话,“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”,说的是那个年代的失意。

80年代,是香港电影最好的年代,也是最坏的年代。

彼时,黑道的阴影始终笼罩着香港娱乐圈,艺人们入行的第一件事便是“拜码头”。

年轻时的成龙意气风发,却也是个“愣头青”,得罪了许多大佬。一次,成龙去酒店吃饭,竟被二十几个古惑仔提砍刀围上,拼了命才侥幸逃过一劫。

邹文怀是成龙当时的老板,他拧着眉头思索许久——除了跑路,成龙只有死路一条。

踌躇许久,邹文怀走进了制片经理蔡澜的办公室。

蔡澜是个乐善好施之人,人缘甚好,整个香港娱乐圈都愿意为他留三分薄面,如果说世上只有一人可以从古惑仔眼皮底下带走什么人,那人一定是蔡澜。

那一天,没有人知道他们谈了什么,只知道不久后蔡澜便带成龙离开了香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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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澜与成龙

此后几年,世界成为他的片场,一行人辗转前往南斯拉夫、法国、澳洲诸国,一路将成龙送进了好莱坞。

那些年,蔡澜周游列国,好不快活,但是当他回到香港,周遭已然换了天地。

80年代末,年近古稀的金庸不再写社论,将《明报》交给了后辈;天命之年的黄霑赔光了公司,变成穷光蛋;而身形越来越沉重的倪匡则爱上了演戏。

彼时,倪匡时常在各种影视作品中客串,受限于外形条件,角色大多集中为嫖客、猥琐男之流。

有人就对倪太说:“叫倪匡演作家也就算了,叫他演嫖客,简直是污辱了大作家。”

倪太不以为然:“倪匡扮作家、嫖客,都是本行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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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福的倪匡

1989年,54岁的倪匡喜欢上了一个“妈妈桑”,就拉着蔡澜和黄霑去夜总会喝花酒,三个人接二连三讲笑话,逗得那些陪酒的女人七颠八倒。后来蔡澜跑去买单,才知道一晚要花一两万港币。

他当下大叫:“酒又不是最好,女人也不是最美!不甘心,不如把构思卖给电视台!”黄霑、倪匡连忙说好,一拍即合。

如此,3个年过半百的风流才子聚首,在演播室,喝着最贵的酒,伴着最美的人,吞云吐雾、谈天说地。

节目名为《今夜不设防》,所谓“不设防”,就是男男女女喝到微醺再开机录制,兴之所至,插科打诨,妙语如珠。

在那档节目中,张国荣轻飘飘地说“人人都有嘴巴啊,就让他们去讲咯”,黄霑兴起强吻,也不以为意;

林燕妮华服落座,第一句话就问主持人,你们猜我和黄生拍拖时,谁先亲的谁?

林青霞聊起秦汉,百无禁忌;

张曼玉承认,自己入行就是因为贪慕虚荣;

……

有人评价:“那时的巨星,才是真正的巨星。”如今看来,那个年代,那不设防的一夜,那些在镜头前歪斜的明星,弥足珍贵。

《今夜不设防》始于倪匡,也终于倪匡。

节目做了两年,倪太李果珍向倪匡提及她最怀念的时光,是两人刚刚结婚,身无分文的时候,那是夫妻两人最开心的时光。

这一番话勾起了倪匡对妻子的愧疚,当即决定远赴美国,找一个无人认识的角落,携手安度晚年。

香港才子1989:与张国

倪匡与妻子李果珍

1992年,就在倪匡落地香港的第35年,他向港人留下一纸声明,拂衣而去:

“我已决心淡出,自此天涯海角,闲云野鹤;醉里乾坤,壶中日月;竹里坐享,花间补读;世事无我,纷扰由他;新旧相知,若居然偶有念及,可当作早登极乐。”

三千年读史,不外功名利禄;九万里悟道,终归诗酒田园。狂人倪匡,悄然淡出江湖。

香港才子1989:与张国

倪匡与倪太一走便是14年,那段远渡重洋的日子里,唤他回港的电话每年都会响起,但他几乎都不为所动,只有两通让他的心里起了波澜。

一通,是黄霑打来的。

2002年,导演张彻离世。灵堂之上,高书“影坛宗师”四个大字。当天,黄霑和蔡澜扶灵,众人哀悼万分。

灵堂两侧有一副对联,“高山传天籁,独臂树雄风”。高山指的是《阿里山风云的主题曲《高山青》,独臂说的是电影《独臂刀》。

挽联由黄霑而作。电话里,他问倪匡写得如何,倪匡大笑说:“对得妙,改天我死了,也由你来写!”

香港才子1989:与张国

倪匡、蔡澜、黄霑

怎料世事无常,第二通电话是在2年后的秋天,电话那头告知黄霑仙去,倪匡闻之大喝一声:“岂有此理!”

早年,两人找铁版神(又称铁板神数,中国古代命理术数之一)算命,算到倪匡60岁便不算了,但算出黄霑可以活到70岁。

“而今我已70多了,可惜他却这么年轻就走了。”倪匡说。

黄霑走时63岁,确有太多未竟之事,抱憾之事。

2003年4月8日,在张国荣的葬礼上,黄霑曾深切致悼词:

“是否上天想透过他,教我们从今以后要好好学懂珍惜,由今日起我们要很率心地爱护我们本来就该爱护的事事物物,因为好的事物不会永远陪伴着我们?”

香港才子1989:与张国

张国荣与黄霑

哀恸之间,惋惜的似乎不止是棺中人。

垂暮之年,黄霑在其博士论文上写下一个悲观的结论:香港音乐界气数尽了。他痛陈香港流行音乐“再没有美丽的旋律”,并让人刻了一个印章——

“不信人间尽耳聋”。

“我现在有得写就写下去,拼了命写,写到没人听,写到没人要,写到死。”

但滚滚长江东逝水,随着他熟悉的那一代歌手老了、走了,找他写歌填词的人越来越少。

昔日老友造访时,看到黄霑案牍上写满了晏几道的一句诗词:

“衣上酒痕诗里字,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。”

他说自己是“老头的脑袋,少年的心,更老的身体......别看我整天嘻嘻哈哈,心里面还是很沧桑,很悲凉,很沉郁”。

香港才子1989:与张国

黄霑

90年代,四大天王正红火,刘德华想自己尝试作词,发表处女作《情是那么笨》,黄霑听后在媒体上大骂刘德华写词文理不通,“没有看过写‘情’写得那么笨的作词人。”

某天,华仔碰到黄霑,忍不住对黄霑说:“霑伯,你不要那么用力骂我好吗?”

黄霑拍拍他的肩,说了一句:“不要放弃,人是会进步的,我骂你三年,你现在的作品,我听懂啦。”

20多年后,当年的笨小孩也即将年满60,在鲁豫的访谈节目中说:“想推广一下广东歌,广东歌已经太久没有被记住了。”

香港才子1989:与张国

轻描淡写的一句话,似曾相识的落寞中,还能窥见上个世纪的华彩。

黄霑走后,金庸四处游学,也谈历史,也谈武侠,只是不再看《明报》。报社的老人儿说:“査先生离开后,很多方面都背离了他的理想。”

蔡澜还在吃、还在喝、还在玩、还在写、还在刷微博、还在解惑,但是偶尔也会感慨几代人的烦恼“通通一样,就是这么无聊”。

2005年,时隔14年,倪匡还是回到了香港,落地的机场是他走之后建的,当年的住所已经变成了学校,许多故人离世,“这次回来,朋辈半为鬼”。

连载了41年的《卫斯理》最终做结,最后一本定名为《只限老友》。书中的卫斯理和一众老友远遁星海,从此再无音信。

过去的精彩千姿百态,如今的遗憾相差无几。嗟叹过,大醉过,醒来后豪情只剩一襟晚照。

2018年10月30日,94岁的金庸走了,很多人彻夜未眠。

那天晚上,唐鹤德在社交网络上发文悼念金庸,配图是金庸在1995年亲笔写下的“鹤鸣九皋,德被三世”,这幅字一直被妥善保存。配文中,唐鹤德提到自己是“超级的金庸迷”,张国荣当年曾替自己向金庸索取签名。

香港才子1989:与张国

2018年10月30日金庸逝世,唐鹤德发文悼念

张国荣曾出演取材于金庸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的电影《东邪西毒》,里面有段台词:“以前我认为那句话很重要,因为我相信有些事说出来就是一生一世。现在想想,说不说也没有什么区别。”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,很多刻骨铭心的瞬间,都在不觉间散落成一地尘埃。金庸还在时,总有媒体深夜致电倪匡,问金庸是不是不在了,请他去问问怎么回事。

那时,倪匡每每都是心惊肉跳,但等到金庸真正去了,他却说:“人到了年纪,必然要面对死亡。不必过分悲伤。”

香港才子1989:与张国

金庸与倪匡

金庸的葬礼上,布满了逝者生前最爱的铃兰花。铃兰花中央是逝者的遗像,上方的横额是由倪匡提出,蔡澜亲笔誊写的“一览众生”。

很多人不解,倪匡也写了一张纸条给查太,解释这是查先生看通看透了人间众生相,才有此伟大著作。

葬礼上有纪念册送给亲友,册上最后一页,记载了《神雕侠侣》中写杨过的最后一句话:

“今番良晤,豪兴不浅,他日江湖相逢,再当杯酒言欢。咱们就此别过。”

那段曾经的香江传奇,已渐渐随风,融入茫茫岁月中。但位于柴湾的明报工业大楼的一间办公室中,仍然挂着查良镛的一幅字,字体干净利落,标记着他和他们的一生:

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。人我心,得失心,毁誉心,宠辱心,皆似过眼云烟,轻轻放下可也。

香港才子1989:与张国

金庸,摄于明报大楼

时移世迁,往昔种种,是耶非耶,都已经过去。过去便是过去,纵然怀念,却也无法强求复来。

时代已尽,新潮已至,曾经有过他们,已是幸事。

与前人曾同处一个时代,仍然与有荣焉。

来源作者: 最人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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