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我为什么不再热爱旅行

走四方
2014-12-06

第一次旅行是去重庆,十七岁。坐车到漯河,再转去郑州,最后才坐上通往重庆的慢车。两三个昼夜,在绿皮车的硬座车厢里,听车轮倾轧着铁轨,进入隧道时,那冲突来得格外激烈。

深夜不睡,呆望车窗外漫长的黑暗,时有亮光一闪而过,像是洪荒之外令人惊异的些微文明,而需要停驻的站台永远灯火通明,有人上下,他们,以及那些没有表情的列车员,看上去和我一样寂寞,但寂寞和寂寞是不同的,我的寂寞,因了青春的勾兑,似有酒意。

抵达重庆是在夜晚,整座城市像是突然变出来一般,缓缓移动到我眼前,灯火璀璨,如同精心陈设的珠宝,又如海面上的华丽浪波,触手可及,还是不像真的。

在朝天门吃麻得喘不过气的火锅;在靠近码头的旅馆里,听凌晨的汽笛声此起彼伏,清新欢悦如孩童比赛;跟着杂沓的脚步上船,像是演一场民国戏;在轮船上吃米花糖,吃麻辣牛肉,遥望神女峰,听船上人遥指丰都鬼城,谈论今夜是不是要在万县抛锚暂歇……在我的记忆里,这都是可以并列的细节,后来的很多年,想起它们,就能复原第一次旅行时的完整气氛。

那些年旅行机会不多,后来我搜集各种地图,闲来无事,便拿铅笔,在地图上细细描出出行线路,想象自己,正跋山涉水地,走在那由一个个地名连缀着的远方。那时,我们人手一本《文化苦旅》。

二十五岁,攒了点钱,开始一个人四处漫游,第一次是去西安和陕北,在陕西与内蒙接壤处,一个名叫红碱淖的地方收回脚步,转到山西太原,飞回来;第二次走得更远,去了乌鲁木齐喀什还有阿勒泰,至今都记得阿勒泰的星光,繁密得能刺激到密集物恐惧症患者,而喀什的大巴扎上,满街的维族人,只有我一身行者打扮,闲庭漫步般飘过。我还坐了一次公交车,同样是维族人里的唯一汉人,旁边披挂了一身金饰的维族女人,眼睫深深地看着我,目光里既有探究,又有了解。

那时我每年都要出门一两趟,以至于我们单位里的人要是老看见我,都会问,今年怎么没见你出去?

三十一岁,有了小孩,行走的愿望像是被封进一个瓶子里,逸不出,发酵得更加厉害,我常想着,等我能够出门的时候,我就干一票大的,比如,去延边,去中朝边境溜达一下。

我喜欢朝鲜族,他们的舞蹈有静气,我听过的几首朝鲜族民歌,皆是高亢的悲音,如空山不见人,那山,是白雪覆盖的长白山,只听歌声在山谷里。而我在旅行书上看到的内容更让我兴奋,说延边市附近的珲春,临近中国、朝鲜和俄罗斯三国交界处,到那儿,会不大清楚自己在哪个国家,满大街的金发碧眼,就算是朝鲜族人跟汉人,气质上也很不同。

够了,远方,民族歌舞,异域风情,足以让我的想象泛滥,何况那里还有著名的朝鲜冷面和图门烧烤,我似乎都能看见自己背着大包,走在街上,乐不思蜀——自从还珠格格把这个词解释为“快乐得像老鼠”,我就觉得它可以形容我大多数情况下的快乐感觉。

2012年,我在百忙之中排出四天三夜,开始我的边境之旅——家有黏人孩童的人,会知道这有多么不容易。本市没有直达延边的航班,为了节约时间,我飞抵沈阳之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直奔火车站,有趟到延边的火车,夕发朝至。

啊,那个早晨,我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延边市,可是,这城市除了所有的招牌都要用汉朝两种文字书写之外,和我的家乡小城阜阳有什么区别?楼房,街道,护城河,甚至路边“共建和谐社会”的标语。我劝自己稍安勿躁,这里毕竟是地级市,不是真正的边境。我走到马路对面,坐上了开往图门的班车。

我没法向你形容图门是什么样的,我完全忘了它是什么样的,只记得我走进小城转了一圈,便折回汽车站,朝珲春而去。我想,无论如何,珲春一定不会让我失望,毕竟,有那么多金发碧眼呢。

可是,在那条尘土飞扬的街道上,哪有什么俄罗斯人啊?街上的小吃也不过是烤鱿鱼之类,我问烤鱿鱼的,珲春哪儿老外比较多,他很注意地看了我一眼,说,哪儿老外都挺多的。他的眼神和不太靠谱的回答,马上让我检点了我自己一下,虽然我风尘仆仆,着装朴素,但这问题问的,是不是很像个专做跨国贸易的失足妇女?我闭了嘴,安分守己地等鱿鱼烤好。

中间我也看到过一个胖大的俄罗斯老太太,还有一个裹着羽绒袄的俄罗斯女青年,但那又怎么样?我在本市的步行街上,也能看到这么多外国人。

我要看的是川流不息,是中西融汇,要看边境上人来人往,最好,还有点“挟弹飞鹰杜陵北,探丸借客渭桥西”式的危险表情。眼前这些,太平静也太平庸,满街乡镇集市上常见的化纤衣服,可以说,除了那碗配发剪子让你一边剪一边吃的甜甜的凉面,珲春这地方,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。

回到延吉,已近黄昏,此地冬天商铺关得早,没什么好逛的,唯一可以去的,就是一个烧烤城。我于是打车去了那里,要了些烤香菇烤羊肉串之类,再来一瓶啤酒,隔着花格木窗,看周围热气蒸腾,本地人邀亲携友,我将自己喝到微醺,这,算是这趟旅行里最大的亮点了。


回来之后,我发誓不再轻易出门旅游。劳民伤财地跑那么远,看到的,却是和身边差不多的街景,全中国的省会城市一个模样,全中国的地级市又一个模样,好友去西藏,发回的,是她在西藏某个城市的万达影城留影的照片,我简直无话可说。我相信,随着万达的发展壮大,它将成为每个城市的标配,王思聪的“少奶奶团”,将遍布中国最为偏远的角落。

城市固然是这样,那些名胜古迹呢?大多都是一个树木葱茏的公园,石碑与陈列馆;至于古镇,更是如出一辙,小院,水流,石板路,我现在都搞不清,我去过的古镇是同里、甪直还是南浔,还是这些镇子,我都去过?

也就剩下那些自然风光了,但也不过是些山山水水,确实有不少如人间仙境,但本省的太平湖,亦山明水秀,仙雾缭绕,相对于舟船劳顿地跑到云南大理,性价比不知道高多少。

写到这里,也许我可以谴责一下那些没有想象力的规划师的尸位素餐,一般说来,这样的文章,不就应该这样义正词严地结尾吗?但是,不久前,一趟贵州之行,让我从怀疑全中国的规划师,变成怀疑我自己。

我去的是黔东南,在这里,我遭遇了我经验之外的事物。我曾以为所有的民族服装,都只有拍电视时才会换上,但当我坐在汽车上,却看穿着靛蓝衣装背着背篓,头发梳得高高的还插朵红花妇女走在山路上,隐隐有种古意,村里的老妪也做如此打扮,似有不知魏晋之风。

我以前去的旅游景点,也有各种表演,但表演者大多面无表情,你看得出,他们已经如此这般地敷衍过很多遍,而在岜沙这地方,表演者施施然从田间地头赶过来,表演得那么开怀,游客还没笑,他们已经稀里哗啦地笑成一团。

更加难忘的,还有“小黄”村,吃过当地特有的“鱼生”和糯米饭等,天已擦黑,步行去钟楼看表演,路上见当地人在家门口晒稻、臼米和烤辣椒,灰色的烟雾飘散在风里,那景致,美得很日常。到了钟楼前的小广场上,姑娘和小伙子唱侗族大歌,歌声有如泉水奔涌,又如她们戴着的银饰互相敲叩,环佩叮当,更有趣的,是那几个穿了民族服装的幼童,皱着眉头,严肃地站在歌者面前,扯着他们的衣服,我猜,唱歌的,估计是他们的爸爸妈妈。

我也鼓了掌,也拍了照,汽车顺着山路驰回城市时,我对自己说,这是一趟很不错的旅行。但就在这么说时,我突然发现有一点不对劲的地方,这种总结太冷静,即便是黔东南这样的地方,它的好处,都需要我自我提醒吗?

黔东南的首府是凯里,这名字许多年前我曾听过,一个很有些浪漫情怀的同事跟我说起过一篇文章,《那个地方叫凯里》,具体情节我记不清了,总之是山重水复深处的一个地方,那时,我就想着有一天要去,但我那时的“去”,和现在的“来”,并不是一个概念。

在过去,看着地图,心中就自有千山万水浮现,纵然没有好风景,单是“远方”这两个字,都能让我怦然神往。陶渊明说“少年壮且厉,抚剑独行游,谁言行游近,张掖到幽州”,他说他是去找知己,但没有找到知己,但找没找到都没有关系,关键是“寻找”本身,就像个行为艺术,展示着一种不死的热望,一如,当年的我,明知道没有所谓远方,依旧要向远方进发的心。

人们常说人生有三种境界,一是“看山是山”,二是“看山不是山”,三是“看山还是山”,无疑,最后一种是最高的了,中年人亦大多以此顾盼自雄,我也曾自得于自己的务实,冷静,一眼看明白性价比,可是,单是有这样的清晰,生命未免缺了点层次。道路漫长,生命还在向前伸展,中年人的务实不是尽头,山外还应有山,还应有“不是山”,在中年的山丘之后,应该还有什么在等待着,翻过去,也许就能看见。

我如今的远方,就在那山丘之后,我想到那里去,我知道,应该还有好一段路要走。



内文配图为《转山》剧照,影评讲述了一个24岁的台湾年轻人,在寒意渐生的10月,为了帮助哥哥完成遗愿,独自骑行的艰险旅程。每个人都可从该片中找到出发和改变的理由。
来源作者: 闫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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